1945年深秋，长春伪满大陆科学院旧址内，几名中国技术人员正屏息凝神地检查着遗留的疫苗生产设备，玻璃器皿上模糊的日文标签尚未撕去，发酵罐的金属表面映出他们凝重的面容，千里之外的北平，中央防疫处的专家们正在破败的实验室里，试图从零开始重建中国的生物制品体系，这两个场景，看似平行，却因一段黑暗历史而紧密相连——日本731部队在长春设立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是以疫苗生产为幌子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当北京与长春的疫苗生产在战后废墟上艰难起步时,沉重的历史阴影始终笼罩其上。

长春的疫苗生产始于伪满时期，却深陷于731部队的生物战阴谋之中，1935年，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孟家屯建立“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后扩建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长春支队），这座表面上生产疫苗、血清的工厂，实则是大规模培养鼠疫、炭疽等致病菌的生物武器工场，据原731部队队员回忆，工厂每月可生产鼠疫杆菌疫苗数万支，但同时也在培育足以毁灭城市的生物战剂，这种疫苗生产与生物武器研发的双重性,构成了长春疫苗起源的原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座充满罪恶的工厂迎来了命运的转折，苏联红军率先接管设备，运走部分仪器；随后赶到的中国技术人员，面对的是被刻意破坏的实验室和散落各处的实验记录，原国民政府东北卫生技术厂厂长刘隽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巨大的培养罐本应用于生产救命的疫苗，却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正是在这种道德困境中，新中国第一批疫苗工作者开始了艰难的改造——既要利用现有设备建立急需的疫苗生产线,又要彻底清除其作为生物战设施的历史污点。

北京的疫苗事业则在另一种历史负担下起步，1949年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其前身可追溯到1919年建立的中央防疫处，这座中国最早的现代生物制品机构，在战乱中辗转迁徙，设备简陋，技术积累薄弱，首任所长汤飞凡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全国每年因传染病死亡人数达数百万，而疫苗年产量不足百万支，更为严峻的是,国际上的技术封锁使得中国无法获得先进的疫苗生产工艺。

北京与长春的疫苗发展轨迹，在建国初期因一场疫情而交汇，1949年秋，内蒙古察哈尔盟爆发鼠疫，迅速蔓延至张家口一带，威胁北平，疫情如火，中央紧急调动长春卫生技术厂（原伪满疫苗厂改造）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入京，与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合力攻关，历史在这里呈现出残酷的讽刺：长春的技术源于731部队的细菌研究，如今却要用来对抗同类病原体；北京的专家们不得不利用这些带着血污的知识来拯救生命。

在政治与技术之间，疫苗工作者们走出一条艰难的道路，1951年，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成功研制出国产狂犬病疫苗，其技术基础部分来自对日遗资料的解密，时任所长齐长庆在技术鉴定会上沉默良久：“我们知道这些知识的来源，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用它来做对的事。”这种道德自觉，体现在严格的安全标准制定上——新中国第一个《生物制品规程》于1952年颁布，其严格程度甚至超过当时国际标准,正是对历史教训的彻底反思。

从北京到长春，中国早期疫苗工业的地理布局，深深刻着历史的印记，长春作为生产基地，承载着改造利用日遗技术的任务；北京作为研发中心，肩负着建立中国自主疫苗体系的重任，这种分工协作模式，在1950年代的抗疫斗争中初见成效：1955年，中国成功控制华北地区霍乱流行；1958年，麻疹疫苗研制成功；1960年代，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问世，每一支疫苗的背后,都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超越。

当我们在长春或北京的现代化疫苗生产基地，看到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生产着数以亿计的新冠疫苗时，那段艰难起源史似乎已被淡忘，历史从未真正远离，北京与长春的疫苗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如何将原本用于伤害的技术转化为保护生命力量的历史，从731部队的细菌工厂到全球疫苗供应的重要节点，这条道路充满了技术的继承与道德的决裂、历史的负担与未来的责任。

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陈列馆里，并排展示着两件物品：一件是1945年从日遗工厂接收的旧式离心机，另一件是2020年下线的COVID-19疫苗样品，这两件展品之间，隔着七十五年的时光，更隔着从死亡制造到生命守护的根本转变，北京与长春的疫苗故事告诉我们，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决定其价值的，是人类的选择与良知，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因为它提醒我们：公共卫生的每一寸进步，都可能始于对历史阴影的勇敢面对；每一支疫苗所承载的，不仅是免疫原,更是一个民族对生命尊严的艰难求索。